十年來，海倫?迪克森(Helen Dixon)一直處于歐洲內部和跨大西洋地區地緣政治、監管和技術緊張局勢的中心。

　　她的影響是巨大的。meta和b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現在定期與她的辦公室核實，以估計新功能是否能通過愛爾蘭DPC的GDPR測試。在許多情況下，它沒有這樣做，服務就被擱置了，比如Facebook的在線約會，或者最近meta在Twitter上的競爭對手Threads。

　　她的影響是巨大的。meta和b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現在定期與她的辦公室核實，以估計新功能是否能通過愛爾蘭DPC的GDPR測試。在許多情況下，它沒有這樣做，服務就被擱置了，比如Facebook的在線約會，或者最近meta在Twitter上的競爭對手Threads。

　　在其他情況下，她的決定成為一個平臺的默認設置，不僅對歐盟，而且對整個世界。

　　這位40多歲的“鋼鐵俠”運動員，在她的大部分職業生涯中都是一名公務員，之前曾在科技公司思杰(Citrix)任職。由于擔任b谷歌、meta、TikTok等大型科技公司的歐洲主要監管者，她一再受到爭議。

　　這通常包括消除奧地利馬克斯?施雷姆斯(Max Schrems)或愛爾蘭公民自由委員會(Irish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等知名活動人士的批評，后者指責她的辦公室對大型科技公司獲取數據的方式過于溫和。

　　迪克森及其辦公室的回應是，GDPR規則仍然相對較新，執行這些規則需要時間，還需要非常小心地對細節進行點位和交叉處理。

　　其結果是，GDPR執法出現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前5年是程序性規則制定階段，隨后是過去兩年對大型科技公司的一系列巨額罰款——近30億歐元。

　　任職近10年的愛爾蘭數據保護專員(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er)即將卸任。在她的監督下，她的辦公室規模擴大了8倍，工作量也越來越大、越來越深。

　　根據歐盟的“一站式”監管規定，每當一家美國公司將其歐洲總部設在愛爾蘭時，迪克森就不得不承擔起整個歐洲大陸的警察角色。

　　雖然大型科技公司會向她的辦公室核實某件事的可行性，但迪克森一直坦率地表示，這不是什么親密關系，而是一種務實的方式，以確保不會推出糟糕的服務。

　　迪克森女士在業內被普遍認為是一個直言不諱的人，她的解釋幾乎是徹底的。回答問題通常需要幾分鐘，而不是幾秒鐘，因為她會把一個問題可能需要的所有線索都整理起來。

　　迪克森女士曾任貿易、企業及就業署首席主任，后任公司注冊處注冊處處長，她一向了解行政及法律思維的重要性及應用。不過，盡管這讓她在官員和大型科技公司的律師中贏得了良好的聲譽，但有時也會讓公開呼吁加快GDPR案件結果的批評者感到沮喪。

　　一些歐洲監管機構公開批評愛爾蘭的數據監管方式，呼吁對大型科技公司采取更快、更大的罰款和更強硬的聲明。這有時會產生影響，促使歐洲數據保護委員會(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的同事們在重大執法案件中加大罰款力度，就像今年早些時候該機構對meta處以的12億歐元執法罰款——這是該機構對數據開出的最大罰單。

　　當愛爾蘭政府同意將DPC的辦公室擴大到三名專員時，可以說它達到了頂峰，據了解，迪克森女士反對這一舉動，認為這毫無意義，只是象征性的。

　　在其他場合，來自國外或國內的批評對她的辦公室毫無作用，在大西洋兩岸因美國大型科技公司的影響力而加劇的文化緊張局勢的背景下，這些批評被視為加分。

　　她最具爭議的案件涉及要求對歐洲提升的隱私權與美國優先考慮的安全掃描之間的問題進行裁決。這主要涉及到meta，以及當美國的隱私權低于歐盟時，它是否有權將數據從歐洲轉移到美國。

　　自2014年迪克森被任命之日起，這個問題就一直存在于她的生活中。此前不久，美國泄密者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披露了美國安全部門掃描和監控每個人在線個人通信的規模。

　　迪克森女士還沒有說她下一步想做什么。但這樣的邀約可能會接踵而來。在擔任全球隱私監管機構期間，她把自己置于全球隱私技術領域最具資格、最專業的職位之一。幾乎沒有一家大型科技公司不愿抓住讓她加入的機會。然而，她可能會決定完全走另一條路。